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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楚首见于鲁庄公十年，庄公时期共五条：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他主张仁义，认为虽然国家有大小，但大国不必去征服小国。孟子继承孔子，在他对古代史的认知中，梳理了各种意义的标准和价值的判断立场，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的经典文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潜因显而为潜，显因潜而为显。尤其在诠释的意义伸展和概念提升的基础上开放地采取界定与定义的诠释建设，所建设的就是一些义理、规则和对人存在和事物变化的洞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义建立的规则、评估意义和判定价值的准绳。而这个所谓的天地之气在人的心性中，是人的生命力和德性的基础。关于后者，其实有很多可以论述的地方，尤其在孔子叙述中。然后才能定义什么是中国诠释之学。
其实知与行也是这样一个本体诠释学关系。[2]成中英，2004年：《本体诠释学三论》，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后得李侗点播，借助道南学派的工夫论，朱子才逐渐摆脱佛老影响，并毅然编撰《困学恐闻》对出入佛老的经历进行反思，并于次年编成《杂学辨》遍斥当代诸儒杂于佛老，破是为了立，在反思的过程中，朱子逐渐意识到道南学派思想及其工夫论，不仅无法导向心中的目标——圣贤人格，甚至其本身就是必须先予以走出的牢笼桎梏。
湖湘学不是不讲道德，只是不像朱子的理本论那样将道德先天化，然后以道德说生命，而是以天为本，以生生为天和人的本质、本性，然后在生命的展开中去讨论处理道德问题。这一工作是通过对周敦颐《太极通书》的重新编辑和阐释完成的，主要体现在《太极图说解》一文。另一个则是察识端倪，端倪指良心之苗裔，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中华文明之所以又称为儒教文明，则是因为中国人共享的世界图景主要表述在群经之首的《周易》里。
朱子认为情是心之用、性善情恶，存天理灭人欲，二者对立。他的对策就是揭橥儒家仁义之帜，建立儒家道统，宣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代代相传之道才是中华文化正脉所在。
二、思想互动三部曲1.张栻启发朱子朱子早年醉心佛老，后求学于道南学派的李侗。意思是性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跟种子一样必须生根开花结果。在此基础上，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才是最高境界，即参赞化育、与天地参。因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朱子观照张栻，意味着以工夫论之局部切割天人学整体，以张栻观照朱子，才可以开启以天人学整体吸纳心性论成果之可能。
而道南学派以心观心的工夫论不仅将《中庸》文本中作为已发未发之基础与前提的天命之谓性以及作为生命存在形式的情（喜、怒、哀、乐），以及作为价值尺度的节，都被排除。显然，在这样的天—人系统中个体的安顿则隐而不显，张栻则试图在天人之学的框架内，完善儒家的个体叙事方案，与朱子的互动是一个契机，可惜天不永年，思想的火花如流星般划过，其思想的完整性也因朱子的主观删裁而难窥全豹。1164年恰逢张浚逝世，张栻扶柩过南昌，朱子登舟哭祭，与张栻交谈三日，这成为朱子重启思想征程的契机。这也是湖湘学与理学重要区别。
进入 陈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朱熹 张栻 湖湘学 。朱张两人交流频繁，朱张会讲在学术史上是一项重要的事件，不仅仅是朱张思想上的碰撞，更是代表儒家正统的湖湘学与理学之间的交锋。
这也是朱子致思的起点，但是相比于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粗暴方案，朱子则认为心病还需心药医，对治佛老需要发展儒家自己的心性论叙事方案。综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图表来看两者的差异：《易传》的天道观，《中庸》的心性论，《大学》的人生规划，奠定了湖湘学的基本架构：生生之天以生物为心，是即仁之体。
但点拨他逃佛归儒的李侗所属的道南学派其工夫论亦受禅宗影响。文明之所以以宗教命名，是因为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一般都是由宗教所提供。对于这个问题，关键不在朱子与张栻二人之间，而在理（本体论）——‘心-性（工夫论）——人格（境界）与天——人（‘性-物）——‘大业这两大系统之间。两者区别为何？简单来说，朱子是借此太极图来构建理学本体论，将太极视为理，近似道家或天官书传统里的太乙或太一生水的用法，具有独立实体甚至本体的意义，强调心性论，落到人的层面是成为圣贤。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存在本身。理学则是朱子创发的心性之学，是对佛老冲击儒家道统地位的回应。
这就意味着性虽然是内在的，但性是有根源的，来源于天这个本体，所以先要识天再涵养。性是一种可能性的，如一颗种子，具有生命性，心以成性强调心在性成为一种东西（something）的作用。
后来更是拜师胡宏，而胡宏之学就是以《易传》和《春秋》为根本，强调奉天理物，则天而行，正是儒家正统，作为胡宏和张浚之传人，张栻当然也是以《易传》和《春秋》作为学问根底。他承接的是四书的系统，其根本是孟子语境里的四端强调道德属性。
朱子也意识到道南学派近禅，在此时他与张栻的通信频繁，认为张议论出人意表，对朱子来说则有豁然开朗之感。3.张栻《太极解义》反击朱子《太极图说解》朱子基于中和新说拓展心性论域，并对湖湘学派的薄弱环节进行批评时，张栻的态度是虚心接纳吸收，但是在朱子建构自己的本体论以理代天动摇儒学根基时，他意识到其与自己理念的差异是系统性的，写下《太极解义》加以分疏辩驳，维护经的正义和孔门道统。
张栻接受师说：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区别在于一个看度量，一个看目标效果。首先，唐宋变革，门阀世族衰落，个体成为社会的主要构成单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社会广泛传播。二是湖湘学是湖湘地方之学。道南工夫以道德行为成就为目标宗旨，认为未发为心。
工夫是一个理学概念，指成圣成贤的行为及方法，在理本论这个特定的前提下，达到成圣成贤的目标，这是从个体修身来说的。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业也。
和则是衡之以节才得出的判断（当然，节本身建立在生命的繁荣这一价值基础之上）。《朱子语类》中，他对心的描述包括心包得已动未动（指性与情）、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心是做功夫处。
而朱子对张栻的《太极解义》也十分不满，不仅抱怨张栻论太极之说，竟主前论，殊不可晓，对已在江西刻版付印的《太极解义》，甚至屡劝其收起印版，张栻则不以为然。湖湘学与理学的区别也正在此，儒家虽也讲修，但是从整个民族出发，修齐治平就是为了做事（大业），此修为一个环节，不是仅仅成为一个圣贤，而是要成就一个圣贤的事业，就是《中庸》所谓成己成物，参赞化育。
朱子认为性是理之总名、太极一理、性是心之理，性是善的。我认为以上两种说法皆不准确，以《易传》为体、《春秋》为用的湖湘学属于儒家传统的天人之学。流入虚无，又无异老氏。至善从《大学》说是修齐治平的天下平，而天下平按张栻的提示，平不应理解为平定，而应按照《释名》成，盛也，就是繁荣，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human flourishing。
而促成朱子转变的关键事件便是与张栻的论学与交流。《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是这个意思。
不妨就从两者对心、性、情的描述来看思想差异。儒家正统则是胡宏所代表的湖湘学派，胡宏就是张栻的老师。
于是，所谓工夫也就有了超越于个体人格完成的境界和意义，并具有实践的形态和内容。大德曰生，使得儒教从自然宗教成为人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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